投融资 | 人民法院案例库首批投资纠纷典型案例梳理
人民法院案例库首批投资纠纷典型案例梳理
摘自：本文来自创融法务，发布者：admin 2024-08-09 1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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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nvictus耀的法研库
（一）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初234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沪民终745号：
1.回购条款违反“同股同权”原则，在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即应依法予以清理，且本案回购条款与二级市场股票市值直接挂钩，扰乱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2.对故意规避监管的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司法裁判应与金融监管同频共振，给予否定评价，避免违法者因违法而不当获益，依法维护“三公两同”的资本市场秩序，提升资本市场的治理实效。
（二）“对赌协议”纠纷案件中股权回购约定涉及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效力认定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13238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2334号：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投资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中常用的投资方法。对赌条款是投资方为保障资金安全及利益的最大化所设定的投资条件，在目标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时多设定以股权回购方式要求对赌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实质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股权转让是对赌方在对赌失败后被动性受让投资方股权的合同约定，应属有效。在目标公司股东以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为抗辩时，无论对赌方是目标公司股东还是股东外第三人，均无须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法则对其效力进行审查。
（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其可履行性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9民初21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鲁民终647号：
1.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方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目标公司股东作为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方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2.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
（四）有权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的股东身份认定标准及公司章程的约束力
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S438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S488号：
1.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是股东对公司登记中记载的事项请求予以变更而产生的纠纷，原告应当具有股东身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关于股东身份的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在没有第三人提出股权异议的情况下，股东缴付股本的资金来源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
2.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规则，是实现公司自治的基本手段。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公司章程的效力不得以任何方式予以排除，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理应得到遵守和法律的确认。股东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其相悖内容具有效力瑕疵。
（五）股东应否就工商登记的股权金额与债转股金额的差额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初11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348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7606号：
债权人经过债转股成为公司股东，为满足工商管理部门出资比例与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应当一致的要求，工商登记的其股权金额大于债转股金额，其差额部分并非股权转让形成。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转股股东的出资数额为债转股数额，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已经全面履行，公司债权人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要求债转股股东就上述差额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六）投资人要求目标公司偿还按照投资协议注入目标公司的投资款的法律关系认定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再14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再271号：
1.在履行投资义务后，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就已投资款项订立以达成特定经营目标为条件的“投资转借款”协议，具有“对赌协议”实质特征，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2.投资款按照投资协议注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金后，即转化为目标公司财产。投资人要求目标公司偿还该部分款项的，属于变相取回投资，应当符合公司减资程序规定。
（七）可以通过股权回购协议实现股权收购的，不符合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前置条件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民初934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202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623号：
股东间存在股权回购条款，享有回购请求权的股东可以要求其他主体回购案涉股权，属于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情形，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
（八）一人公司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应当注重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及财产的实质性归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21）新2302民初1569号：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当通过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及财产的实质归属来进行判定，而不能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在可能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情况下，股权代持关系是否存在，应重点审查代持人是否实际出资以及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在缺乏股权代持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实际股东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隐名股东系实际出资人，且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名义股东有较大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对股权代持关系作出认定。
（九）股东向公司汇款的性质应结合是否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有关增资的规定、股东之间的协议等证据加以判断
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109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467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955号：
股东向公司汇款的性质，需结合是否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有关增资的规定、股东增资决议、股东之间的协议、股东和公司会计账册的记载、公司审计报告的记载、股东和公司之间关于案涉款项的付款和收款凭证等各项证据加以判断。公司股东为公司运营投入目标公司的款项，属于目标公司的债务，不是公司股东的投资款项。
（十）股东转让争议与及职务侵占罪的区分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中中刑初字第4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粤高法刑经终字第17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刑再1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中中刑初字第13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85号：
项目公司登记股东与其委托代理人开办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没有继续向该项目投资，也没有参与该项目的融资建设和管理，而是收回部分投资，并继续向委托代理人追讨股权转让款的，应当认定该登记股东与其委托代理人的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关系。委托代理人接管项目后，没有要求登记股东继续投资、承担融资建设风险或向其支付报酬，而是用自己实际控制的企业参与融资建设并自行承担风险的，应当认定委托代理人为项目公司的实际股东。登记股东与委托代理人已由最初职务委任关系转化为平等主体关系，登记股东出具的授权性文件仅是应对公司股东名实不符的权宜之举，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实际股东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及实际履行情况要求登记股东出具授权书授权其代为签署合同、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股权过户登记文件，是行使合同履行请求权的行为，虽有不规范之处，但可排除犯罪目的，不应认定为伪造股权转让文件。实际股东在项目建设达到转让条件后，经过股东会决议和审计，将项目与案外人的项目进行股权置换，是行使股东权的行为，不是职务侵占，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十一）法律关系性质及民事行为效力应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6）黑0110民初5254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民终534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黑民再272号：
1.公司与他人订立合同之后减资，对公司所负他人债务，股东应按减资承诺，在原未缴足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清偿责任。
2.法律关系性质及民事行为效力属人民法院案件审理依职权审查范畴，当事人诉讼主张与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应将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等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3.给付之诉案件的二审、再审改判，应充分考虑二审、再审改判距离原审发生的时间变化，依法合理确定有关款项给付的起始时间。
（十二）中介人履行义务的认定及中介报酬的支付方式难以实现时的处理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民初字第67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四终字第14号：
1.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真实意思表示确定。虽名为《融资协议》，但根据合同的主要内容，合同的主要目的是由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并获得相应报酬。该合同符合中介合同的特征，应认定为中介合同。
2.从合同的内容看，中介人的主要义务是为委托人成功引荐投资者。即便合同约定多项内容，但如该内容是为了达到合同目的而具体细化的若干事项，并非独立的合同义务，亦非合同法上规定的主合同义务的附随义务。如中介人的行为确为实现合同目的付出努力且达到该目的，则应当认定中介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
3.双方当事人约定中介报酬分两部分支付，一部分是以现金或汇款的方式支付，另一部分则并非现金支付，而是作为中介人注入委托人或其指定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投资的方式支付。但该部分报酬面临公司法上的障碍，难以实现，可认为该约定仅是支付方式的约定，并不影响中介人根据中介协议的约定获得的总报酬额。鉴于第二部分的支付方式难以实现，可以酌定与第一部分采取同样的方式支付。
（十三）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认定标准及退股条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人民法院（2021）宁04民初21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宁04民终385号：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需要在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前提下，结合当事人是否有出资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在对外具有公示性质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中被列为公司股东等因素综合判定。在公司外部关系的案件中，应当充分考虑商事外观主义；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应当充分考虑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通过参加股东会、取得公司分红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来认定股东身份。在判断属于投资款或者借款时，充分考虑是否存在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
（十四）比特币“挖矿”行为效力的司法认定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6309号：
1.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商品。比特币“挖矿”就是指通过运算找到特定随机数的过程。认识“挖矿”行为，应当穿透“挖矿”相关合同群的委托、合作、服务等表面形式，把握“挖矿”活动“投入成本、追求收益”的风险投资属性，从而将比特币“挖矿”界定为一种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
2.比特币“挖矿”活动已违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属于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其消耗的电力能源、引发的投机风险与“挖矿”成果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不匹配，宜将其认定为一种因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行为。
（十五）外国投资者隐名代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效力认定
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585号：
1.上市公司在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隐名代持证券发行人股权的行为因违反公共秩序而无效。
2.判断除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则是否构成证券市场公共秩序时，应当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当两个方面审查。
3.外国人委托中国人代持内资公司股份，若标的公司不属于国家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则投资行为不违反外商投资准入的禁止性规定。股份投资收益应根据公平原则在实际投资人与名义持有人之间合理分配。股份名义持有人申请以标的股票变现所得返还投资款并分配收益的，应予支持。
（十六）外籍隐名股东显名的审查标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248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3024号：
《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确立的“外籍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及变更登记”的三项司法审查标准应作如下调整：1.外籍隐名股东已实际投资；2.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认可隐名股东股权并同意变更登记；3.对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人民法院及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应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对于负面清单外的领域，无需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
（十七）准确适用准据法辨析隐名股东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民初802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终2629号：
涉港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股权代理协议所引发的股东确权纠纷属于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纠纷，故本案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关于股权代持的协议应当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股东显名化要符合公司法及外商投资法等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出具股权凭证等条件。
（十八）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对投资人接受股权转让条件构成欺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3民初3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138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599号：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目标公司存在虚增银行存款、利润情况不真实、虚构应收账款以及隐瞒担保及负债等情形，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对投资人接受股权转让条件构成欺诈，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股东需对其签订《购买资产协议》中存在的欺诈行为和自己的其他行为承担责任。
（十九）股东会决议“对投资款支付利息”性质的认定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21）川1324民初1272号：
公司成立后，股东会作出的“对投资款按月支付利息”决议，表象看是公司自治行为，但实质系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收回的行为”相同的变相“抽逃出资”，不仅损害公司财产利益，也可能降低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因此，支付的利息依法应予返还。
（二十）当事人在对合作项目进行收益分配的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收益分配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7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878号：
1.本案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通过补充协议将某小区4号楼视为独立项目，该楼全部归某地产投资公司所有，某地铁集团对该楼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在某地铁集团对某小区4号楼不享有分配权利，案涉项目除某小区4号楼外已经全部开发建设并销售完毕，且本案一审对案涉项目建设成本已完成司法评估审计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约定的分配条件已经成就，对某地铁集团请求进行收益分配的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因某小区4号楼与案涉项目新建部分已经实际作出了分割，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一审法院对相关责任未予认定亦无不当。
2.双方虽通过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由某城铁投资公司进行具体开发并委托案外第三人销售开发的房产，但相关费用承担及收益分配的主体仍为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故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应为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
（二十一）互联网股权众筹中融资人的民刑责任界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刑初1754号
小微企业作为融资人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进行公开、小额融资，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互联网众筹平台在公开融资过程中，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承诺还本付息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对于融资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融资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扩大集资规模的行为，否则不应认定融资人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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